金庸小说:中侠客的社会担当精神不是理念的直接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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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軟劍,三十歲前所用,誤傷義士不祥,乃棄之深谷。

理念因抉擇而崇高深厚為國為民,俠之大者,是對俠客的社會擔當和使命意識的高度評價。這樣的使命意識並不是金庸小說獨有的,卻在他的小說中得到最充分地彰顯。

凌厲剛猛,無堅不摧,弱冠前以之與河朔群雄爭鋒。

武俠小說是章回小說,章回小說中的章回是小說的兩條“眉毛”。把這兩條“眉毛”畫好了,下麵的眼睛就會更有神。金庸採取的方法是用詩詞寫回目。《倚天屠龍記》的回目是每回一句,每句7個字,全書40回,合起來就是一首古體詩。《天龍八部》是寫詞,全書分5捲。每捲的回目合起來就是5首詞,它們分別是《少年游》《蘇幕遮》《破陣子》《洞仙歌》和《水龍吟》5個詞牌。根據小說的內涵寫詩句,要涵蓋小說的內容,這就需要才華了。《鹿鼎記》更體現出作者的才氣。它是取金庸的先人查慎行的詩詞集《敬業堂詩集》中的聯句完成的。從這本詩集中金庸挑了50句聯句組成了小說50回的回目。這就比較困難了,這就是說回目是別人寫的,你要根據回目的要求編故事。回目與回目之間不一定有聯繫,但是整則故事則是因果關係緊密相連。不過,應該說明的是,最初的版本,金庸小說的回目還沒有這樣精緻。很多回目都是後來修改小說時修訂的。但從中也可以看出金庸的用心。

【文藝觀潮】10月30日是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記得去年社會各界人士送別他的時候,有一副橫聯為“一覽眾生”的對聯。“一覽眾生”有著禪意,是說金庸對大千世界芸芸眾生登高望遠。“一覽眾生”是從“一覽眾山”化用而來,是說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是一座難以比肩的高峰。這樣的評價恰如其分。武俠小說是中國的國粹,其作家和作品多如星斗,金庸小說為人推崇就在於它的貢獻高於前人,並對當下中國文學的創作有著更多的啟發。

這是講武功的五個階段,可再仔細想想,這哪裡是在講武功,明明是在講人生,這五個階段不正是人生的五重境界嗎?在這部小說中還寫到楊過練成“黯然銷魂掌”。一套掌法十七招:心驚肉跳、無中生有、拖泥帶水、杞人憂天、徘徊空谷、力不從心、行屍走肉、庸人自擾、倒行逆施、廢寢忘食、孤形隻影、飲恨吞聲、六神不安、窮途末路、面無人色、想入非非、獃若木雞……招招都是心聲,是楊過等待小龍女16年之約的渴望與痛苦,一片“黯然銷魂”。武功已經與人物的心情、思維和感悟融合在一起,是心靈的武功。

詩詞的運用還只是顯示才氣。金庸小說的魅力在於技藝的融合,以達化境。藝術可以化為武功,於是有了“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倚天不出,誰與爭鋒”的書法武功,有了黃老邪的《碧海潮生曲》的音樂武功。學術也可以化成武功,《倚天屠龍記》張三豐教張無忌三招,張無忌每學完一招後,張三豐問的不是“你記住了嗎”而是“你忘記了嗎”,忘記了招數才能繼續往下學。“忘”不是一無所有,而是化有形為無形,就是道家的“回歸本我”,是學問的最高境界:無境。

金庸將俠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墨、道、佛以及國民文化融合在一起,寫出了價值觀念多樣的俠義精神和文化形態各異的俠客人物。圖為香港文化博物館的常設展館“金庸館”。新華社發

作品因文化而行穩致遠武俠小說是中國俠文化的文學讀本,金庸的貢獻在於將俠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墨、道、佛以及國民文化融合在一起,寫出了價值觀念多樣的俠義精神和文化形態各異的俠客人物。

重劍無鋒,大巧不工。四十歲前恃之橫行天下。

陳家洛修身齊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展現的是儒家風采(《書劍恩仇錄》);郭靖兼愛非攻,踏實踐行,有著墨者的風範(《射雕英雄傳》);楊過順其自然,至情至性,就是一位道家之俠(《神雕俠侶》);令狐沖瀟灑快意,卻又不失原則,是一位江湖浪子(《笑傲江湖》);至於韋小寶,其形象的闡釋有著更多國民文化的思考(《鹿鼎記》)。金庸在創作之初也許並沒有想到要如此有序地彰顯中國傳統文化,然而,在文化空間中尋找創新路徑,不同文化的演繹自然是最好的選擇。

技藝因融合而雋永綿長這裡說的技藝分成兩個部分。一是知識性技藝,如琴棋書畫、詩詞駢賦、茶酒食味、漁樵耕讀等。一是專業性技藝,如學術、藝術、武術等。金庸描述這些技藝如數家珍,凡讀過金庸小說者對此都有深刻印象。這與金庸長時間擔任副刊編輯時的學識積累有很大關係。武俠小說寫技藝並不特別,其他作家也寫,金庸小說只是更為廣泛而已。金庸的貢獻在於將這些技藝化入情節設置、文本書寫、人生價值的抒寫之中,產生了另一番情趣。

金庸小說中俠客的社會擔當精神不是理念的直接演繹,而是體現在行為的抉擇中。有抉擇就有犧牲,犧牲的是家仇、幸福,甚至是生命。抉擇總是很艱難,有猶豫、有痛苦。同樣,抉擇後的行為很真實,彰顯出的家國理念,顯得特別光彩,特別崇高。理念的表達來自人物內心的召喚,行為的確立來自理性的最終抉擇,金庸小說高尚不虛情,大氣不做作,原因就在於此。

(作者:湯哲聲,系蘇州大學特聘教授)

傳統的長篇章回小說美學構建至金庸這裡實現了現代化轉型,這樣的評價符合實際。這是雅俗合流創造出的文學新境界。如果再將金庸小說彰顯的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思考,就會對金庸小說的美學貢獻有更為深刻的認識。在章回小說中運用新小說的敘事手法,最早的探索者是張恨水,他的《啼笑因緣》中的人性表現還是“五四”以來流行的西方人性解放和張揚模式。金庸小說彰顯的主要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規範,是一種既有的存在,在規範和存在中能否寫出鮮明的人性和精彩的人生呢?金庸用實踐告知人們,是可以的。

這樣的融合還是有形的。最高妙的技藝融合還在於無形之中。《神雕俠侶》中雕兄把楊過帶到它的原主人獨孤求敗住的山洞里,向楊過展示獨孤求敗的劍冢。每個劍冢上面都有立碑,碑上題著字,劍冢里埋著好幾把他用過的劍,青鋒劍、玄鐵劍、木劍。上面的題字是這樣的:

《射雕英雄傳》中的郭靖之所以率軍攻打撒馬爾罕,是因為成吉思汗允諾,可以答應他一個要求。他原準備提出解除與華箏的婚約而與黃蓉結婚,可是看到蒙古兵屠殺百姓,話到嘴邊卻提出了蒙古兵停止屠城的要求。他做出了抉擇,留住了老百姓的命,放棄了個人利益。《天龍八部》中的蕭峰為了大宋與大遼的安寧,在兩軍陣前結束自己的生命。

雅俗因合流而創新超越武俠小說是類型小說,模式化是創作的基本形態,爭霸、復仇、行俠、奪寶、情變……這些模式,凡武俠小說必不可少。模式並不是缺點,而是特征,是長期創作而累積下來證明行之有效的創作方式。去掉這些模式,類型小說也就無法存在。金庸小說的創造在於,賦予這些模式以靈魂,讓這些模式有了鮮活的生命意識。這個靈魂就是“五四”以來新文學作家踐行的“人的文學”。

武俠小說源於《史記》,其中的《刺客列傳》和《游俠列傳》分別記載了為主人賣命的俠客和崇尚自我精神的俠客,這也是後來武俠小說中最常見的兩種俠客類型。之後,中國武俠小說歷經三變。《水滸傳》是中國古代武俠小說的高峰,將俠客與朝廷捆綁一起,俠客只能跟在一些官員後面平叛捕盜,這種現象在公案武俠小說中表現得特別明顯。1923年,向愷然(平江不肖生)創作了《江湖奇俠傳》,構建了武俠小說的江湖世界。從此,武俠小說有了少林、武當、峨眉、青城等各種流派,俠客們有了自己的活動空間。江湖世界看起來與人間俗世遠了,俠客們的個性和風采卻能夠在那個充滿魅力的神秘世界中得到展現,武俠小說好看了。金庸小說是中國武俠小說發展中的第三變,他創建了武俠小說的文化空間,打造了“文化武俠”的範本。作為類型小說的武俠小說內涵豐厚了起來,韻味深遠了起來,其格局與格調得到了明顯的提升。

技藝的融合賦予了枯燥的知識以生命,充滿了諧趣靈動,且雋永綿長。作家展示的是才氣,也是智慧,更是一種特有的悟性。

四十歲後,不滯於物,草木竹石均可為劍。自此精修,漸近於無劍勝有劍之境。

文學因文化而行穩致遠,無論是精英小說還是通俗小說,構造文化空間必然會給作品帶來豐富的內涵。然而,像金庸這樣如此廣泛地涉獵多重形態的中國傳統文化並不多見。更為重要的是,武俠小說彰顯的是俠文化。俠文化與中國不同形態的傳統文化既有相融之處,也有很多原則上的分歧。金庸卻能將它們交融在一起,從而展現出不同的文化之俠,且如此鮮活生動,顯現出金庸不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獨特的思考,還有高超的文學修養。認識、思考和修養三位一體完美融合,這是經典作品形成的必經之路。

新文學作家以人性為中心,在社會的描述中寫人生和生命價值,金庸小說同樣以人性為中心,在江湖世界歷練中寫人生和生命價值,構建了武俠小說的“成長模式”。陳家洛、袁承志、郭靖、楊過、蕭峰、令狐沖、韋小寶……這些人物都是江湖中的類型人物,然而這些人物個個形象生動、性格分明,展現著精彩的江湖人生。之所以如此,是金庸將他們的人性描述和人生成長確立為小說的敘事中心。這些武俠小說的類型模式也就成為揮灑人性、展示人生的故事表現空間。以人性、人生為敘事中心的“成長模式”帶來的另一個變化,是長篇章回小說的結構得以完整。中國傳統長篇章回小說的結尾比較鬆散是個老問題,原因就在於缺少貫穿小說始終的主要人物。從懵懂少年到成熟大俠,人物成長是金庸小說中的主線,人物成長的過程就是故事展開的過程,人物形象圓滿成型了,故事自然完整,結構自然緊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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